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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印:为什么不能只用GDP来衡量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

发布时间:20-11-22

李怀印:为什么不能只用GDP来衡量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

作者:李怀印    来源:现代毛诗左传

 一、为什么“比较优势”命题是非历史的

“比较优势”论者解读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增长路径,尤其是东亚“四小龙”战后经济成长的经验,来评判新中国前30年在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发展战略。这一做法是非历史的和不公平的。

例如,林毅夫及其合作者在论及毛泽东时代以高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经济战略时,便批评当时的决策者,“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化水平;依靠高积累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了国民收入的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还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于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的局面”。

新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理想的经济增长战略,当然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全面融入了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的学理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所提出的关于现代经济的基本假设,即一个国家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美国并流行于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理论,以及诸多现代经济成长理论,则试图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成长的具体路径和追求目标。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 图自东方IC

总的来说,这些理论力图使人们相信,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在劳动力供给和资源禀赋上的独特优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优先部门(对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便意味着劳动投入密集而资本及技术要求较低的低端产业部门),进而通过加入国际分工和本国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衡量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尺度,是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Kuznets, 1966),发展经济学家们因此把各国划分为以美元计算的低收入、中等收入(又进一步细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便成为从低收入国家过渡到中等收入国家,再进一步迈向高收入国家。

对于战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来说,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经济发展图景,只是一个画饼而已。例如,不少拉丁美洲国家曾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积极推进以低端产业实现进口替代为主的工业化战略,但大多数企业最终都因为无力与西方跨国公司抗衡而败下阵来,其国民经济也始终无法摆脱对西方跨国资本的依附地位,在经历了早期的增长之后,均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也有依照比较优势理论而成功实现经济增长的例外情形,这便是东亚“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其工业化均从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下手,依赖转移劳动力和拓展对外贸易,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实现了经济起飞,70年代以后进一步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带动各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快速上升,并在80年代成功加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四小龙”之所以成功,离不开这些社会的民众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所形成的勤奋和节俭,也离不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行政部门的威权统治和得力规划,而这些往往是东亚地区以外那些常年陷入动荡不安的非西方社会(拉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所欠缺的。但东亚“四小龙”得以成功起飞的一个根本前提,是它们均在战后被纳入了由美国和西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地缘政治上均作为美国的盟国或盟友而受到后者的保护,其精英阶层大多在欧美受过教育,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储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容易在对外贸易乃至教育、国防、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与西方先进国家融为一体,也使其在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方面驾轻就熟。

问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没有条件按照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的设计,仿效“四小龙”,加入欧美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分工,从而得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49年后的中国,既没有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拒绝被纳入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架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追求的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自为一体的可以自我维持的工业化经济体系。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大概是由于以下几个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首先,1949年以后,中国宣布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宣布抗美援朝,军事上与美国形成直接对抗的态势,地缘政治上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堵,经济上遭到后者的禁运,因此完全排除了加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可能性。

其次,尽管1950年以后中苏两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结盟,但毛泽东对苏联始终存有戒心,不愿意放弃中国自身的独立自主,加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党国家的国际分工体系。20世纪40年代的中共对苏共的关系,便是沿着摆脱二三十年代对莫斯科的盲目依赖,走向独立自主的主轴展开的。40年代后期的中国共产党,克服外来压力,赢得了内战的胜利,掌握了全国政权,更不愿意依附于苏联,拒绝流行于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父子党”关系。对于1949年成立的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也始终保持距离,迟至1956年,才以“观察员”的身份有限度地介入,1961年中苏关系紧张之后,连观察员的身份也予以放弃。

中苏友好的历史见证(资料图)

还有深远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感,与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记忆相激荡,使国人普遍具有民族复兴的强烈冲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尽管国家的经济面貌“一穷二白”,但毛泽东等领导人有着强烈的大国抱负,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自信和期许。在国际关系上,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中国在共产党国家集团中影响力的蒸蒸日上,更是信心满满;对中国在由众多非西方国家所组成的第三世界中的领头角色,也当仁不让。

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中自给自足的心理的影响,都使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法接受中国在任何一种国际经济体系的内部分工中仅仅局限于或偏重于低端产业的发展,或者在生产技术、对外贸易和外交关系上长期依附于主导这一体系的中心国家。相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便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部门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东西方先进工业国。

二、“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特点何在

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在制定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方面,受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等教科书的影响,是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先例和蓝本的,因为这一模式在他们看来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

这一模式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并不以涵盖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为计算口径,并不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者从低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为目标,并不以扩大对外贸易为驱动力,并不以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为实现路径。相反,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战略所追求的,是实物经济总量和再生产能力的扩张,因此,其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并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最重要路径,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换言之,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扩张,是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工业部门本身的扩张,又是靠汲取农业部门的资源,通过经济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来实现的(至少在工业化初期,来自农业部门的资金积累,构成工业再生产能力扩张的主要来源)。这与“四小龙”在起步阶段主要靠外贸和外资的拉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此同时,由于致力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和自我维持能力的培育,重工业的投资必然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在建设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这一战略,反过来也制约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能力,因为重工业作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低于低端产业。所有这些,又与“四小龙”在起步初期,以资金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消费品工业为侧重点,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带来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形成了鲜明对比。

“铁人”王进喜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因此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铺摊子”,即在原先残缺不全、零星分布的近代工矿和交通业的基础上,搭建一个全新的、部门齐全的现代制造业、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体系,其中许多部门的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1957年)受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则构成了迈向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步骤。六七十年代连接全国各中心城市的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成,一大批“三线”项目在中西部各地的展开,以及能源工业和国防建设的重大突破,使上述体系更为健全。所有这些,均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二是“打底子”,即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作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劳动者在精神上和体质上的改造。5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婚姻法》的宣传以及“镇反”“三反”“五反”等,不仅改变了内地的所有制结构,根除了种种社会痼疾,改良了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冲击了几千年来扎根于中国人深层意识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阶级秩序。原先“东家”与“下人”之间的鸿沟不复存在。“翻身”之后“当家做主”、男女平等的意识越来越流行于城乡各地的劳动人民中间,整个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这些,加上整个毛泽东时代持续不断的群众扫盲,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城乡各地的普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灌输,客观上都有助于亿万民众挣脱千百年来人与人之间身份等级的枷锁,摆脱精神上的蒙昧状态,为后来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准备了条件。当然,人们也为“文革”期间“破四旧”这样的运动付出了重大代价。到70年代后期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农村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广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疟疾、天花、血吸虫病等流行病的医治和灭绝,也显著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健康状态和身体素质。

所有这些,都是无法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一个单一的尺度来衡量的,甚至也是“工农业生产总值”所无法涵盖的。

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尽管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优先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自成一体、自我维持的现代工业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代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成不变。大体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苏联体制影响下的高度集中,到“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1年)力图摆脱苏联体制而下放权力,再到60年代前期为了纠正“大跃进”的灾难性错误而在调整、整顿中再度强调权力集中,最后在“文革”后期又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在调整的过程中,重工业优先的政策往往适当收缩,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则得到加强,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直接影响到农、轻、重发展次序。总的来说,在与苏联或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时,重工业和国防建设会加大投入;一旦外部压力舒缓,农业和轻工业的投入便得以增加。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绝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样闭关自守。整个5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在技术上的全面援助;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的技术进口开始转向以日本和西欧为主,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突破了过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界的樊篱,为扩大对外交往打开了大门;整个7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对外商品出口的势头也在加快。与此同时,中国对第三世界特别是众多非洲国家提供了常年援助,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三、企业的微观管理有无激励机制

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同样重要的是微观管理,因为后者直接决定了宏观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成效。这一方面,新古典派的解读也是负面的,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企业没有自主权,因此“就不能根据工人的努力程度决定工资标准,就必然造成劳动激励不足。劳动激励与劳动奖惩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要提高劳动激励,必须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问题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佣对象,又无权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都没有联系,即无论职工个人干多干少还是职工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由于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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